香港社会某些人眼里的“政治正确”

作者:hg0088 来源:未知 发布日期:2017-09-20

  徐南滨认为,两者的联系并不像一些内地人想象的那么紧密,只是在某些政治性较强的事件发生时,学生会做出的一些表态是在香港社会某些人眼里的“政治正确”。至于整个校园成为“政治演练场”更说不上,“不要错估香港学校‘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’的本职功能与泛政治化表象所占的比例。有理不在声高,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‘沉默的大多数’”。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王翠翠对记者说,从整个高校氛围而言,即使近两年发生了一些政治风波,但校园并没有成为“政治角力场”,绝大多数同学非常理性,对政治保持关注但不会盲目参与一些党派,尤其是“独派”,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没有什么市场。“政党基本不会进入校园进行造势,毕竟大学是神圣的学术殿堂,他们这样做反而会招致反感。而校园里偶尔出现的‘港独’口号只是一种所谓言论自由的象征,没有太多实际意义。” “港独”标语在多所高校肆虐,香港的开学季演变成一场“政治风暴”。12所香港大专院校学生会对此事发表声明,宣称大学师生享有言论自由,讨论“港独”绝无不可。再加上教育大学、中文大学等学校学生会长此前“香港已进入极权时代”“香港法治名存实亡”等激进言论被曝光,香港学生会“港独温床”的标签似乎已很难撕下。有分析说,学生会之所以发展至此,是因为反对派政党会从学生会中挑选青年骨干,一些怀有投机心理的学生想走“从政捷径”,因此以宣扬“港独”求曝光度,吸引政界人士注意,学生会乃至校园就此成为“政治演练场”。该观点成立吗?参加过学生会活动的香港学生、了解情况的学者等多位人士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讲述了他们眼中的香港学生会,以及对此问题的看法。
  做宣传,做“危机公关”,经常忙得睡办公室……
  在香港高等院校,加入学生会被称为“上庄”。“我参加学生会是因为在迎新活动时受到师兄师姐的鼓励。”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学生会干事的黄先生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这是个小圈子,经常由校园里最有政治热情与行动力的一批人组成。由于工作量大,学生会成员经常睡在办公室,每天忙到只能睡四五个小时。正因为如此,每年都有学生会骨干因为学业不合格需要延期毕业。
  香港理工大学前任学生会及校董会成员郭晁霖19日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:“从锻炼能力角度而言,我认为在学生会里最能提升的就是组织力与抗压力。举办活动时,活动要办得精彩,流程必须顺畅,参与者必须踊跃;与校方沟通政策时,要保证议题得到关注,相关力量必须凝聚,这些都离不开组织力与动员力。在各类事务中,总要面对失败、人事冲突、组织角力,甚至是自我内心挣扎,而这些必须具有抗压能力。”
  “与内地学生会相比较,香港学生会更具‘实战’性,遇到的挑战也更多。从你‘上庄’那天开始,你的精力就都要花在这上面。”曾先后在香港浸会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读书的内地人徐南滨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在学生会中最能练到的本领就是宣传和“话语术”。“每届学生会轮换时,竞选者可以说是不眠不休、不吃不喝地为自己宣传,要论述自己所在的候选内阁的‘施政纲领’,还要学会有风度地面对台下学生各种尖酸刻薄的提问。我觉得这种状况最像从政者。当选后,痛苦的日子还要继续,各种述职以及阶段性总结不断,这些工作基本贯穿整个学期。另外,还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,比如被质疑财政不透明时,要做好‘危机公关’。此类‘紧急事态’发生概率很高。”
  关于香港学生会的组织结构,前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、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介绍说,学生会是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社会团体,并不隶属于大学,大学的管理层也不会干预学生会的运作。学生会大部分都采取“内阁制”,学生会主席一般只有一到两年任期。另外,很多高校里每一个系都有系学生会,甚至宿舍里也有宿舍的学生会,他们同高校的学生会也不存在上下级关系。
  在邓飞看来,香港真正参与高校学生会的人不多,因为“有太多学生组织了”。而且,学生会经历在就业时也“无关痛痒”,甚至在一些敏感时期,参与学生会的人毕业后在商界不一定有优势,因为雇主怕他们在公司搞“工运”。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参加学生会,理由有二:政治热情很高,那么这肯定是为了“政治演练”;为了“泡妞”,看似简单的理由,但人人皆知。
  有机会去海外研修,做议员助理,得到财政支持……
  学生会与政界如何建立关系? 徐南滨说,学生会有时会邀请一些香港政界人士(通常建制和泛民两派都有,但泛民的人士居多)就本校校园内乃至整个香港社会所关心的话题,举办讲座或者论坛。在邀请的过程中,可能会跟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助理,甚至议员本人产生联系,这为他们和政界人士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,校内学生会当中的一些“活跃分子”也就有机会让香港政界人士注意到。
  香港学生会成员毕业后,成为立法会议员助理的不在少数,比如“民阵”前召集人陈倩莹、学联前秘书长周澄等。在本届立法会也有类似的情况,议员朱凯廸就请了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敖晖做助理。
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“一国两制”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19日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,香港学生会主要的政治基础是香港本地学生,尤其是政治思想活跃的学生,他们本身是香港青年中知识、社会认知以及行动力的优秀部分,因此容易成为反对派进行政治人才培养的重点对象。“与政界(反对派)人士建立联系的方式,除了对方主动找上门,可以通过导师、在学校里搞论坛、关注公共政策和社会运动、组织调研队伍等方式。”
  田飞龙认为,有些学生会有点像香港反对派的外围组织,学生得到财政支持的同时,也会有成为议员助理、去海外研修等机会,而且媒体能见度高。从这点来看,学生会成为部分学生“从政的捷径”也有“一定根据”。
  “从现实角度看,学生组织透过社会事务难免与政界产生联系。同时,有不少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后踏入政途,再加上现在参政年轻化现象以及媒体的推动,因此也不能否认学生会可能成为部分有投机心理青年从政的‘捷径’。”郭晁霖对《环球时报》说。
  除了学生参政的意愿,学生会的“政治属性”也与政治势力的渗透有一定关系。去年年底,香港多所大学陆续选出新一届学生会干事会。有港媒发现,不少激进组织和“港独”团体成员,以学生身份打入学生会内部。比如,城市大学新一届学生会成员无论是服装还是宣传品,都使用枣红色,该颜色与主张“港独”的“香港民族党”使用的颜色“出奇的”相似。该校新任学生会长陈岳霖、外务副会长梁隽晞一同应邀参与过“香港民族党”召集人陈浩天与发言人周浩辉主持的网媒节目。在节目中,陈浩天非常关心各所大专院校学生会的组成,多次向陈岳霖查询并提出建议。
  另一所香港高校树仁大学学生会新“内阁”成员苏晓枫被爆与被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梁颂恒和游蕙祯同属“青年新政”核心成员。此前在反对派发起的一场游行中,苏晓枫一直背着大喇叭与梁游并肩而行。有树仁学生披露说,竞选期间,“官司缠身”的梁颂恒也抽时间到树仁为他们“助选及提供意见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无论是城市大学还是树仁大学学生会,他们当选的投票率均不足13%。此外,有港媒近日在对香港大学、中文大学等8所院校的学生会的调查中发现,他们的支持率在会员学生中都不足两成。
  “这取决于个人选择”
  不少香港学生会的政治倾向偏泛民,与其背后的一个“潜规则”也有关系。邓飞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实际操控学生会事务的还有一个群体,就是“老鬼”(前学生会主席或者干事)。“这些‘退而不休’的‘元老’甚至在毕业后都影响着学生会选举。”邓飞表示,“老鬼”并不是操控某一个“内阁”上任,而常常是阻止某些人进入“内阁”,“比如对于鼓励跟内地交流的同学,他们会以‘内地来夺权’等说法‘抹红’对方。在我上世纪90年代上大学时到现在,一直都是这样,只要有善意的声音,‘老鬼’肯定会跳出来。所以,香港高校里提倡跟内地沟通的同学很难当上学生会主席”。
  邓飞表示,以前学生会对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只会发表温和的回应,最多贴贴大字报。但2012年以来,他们的回应手段已经开始越来越激进,甚至有点行为艺术化,学生会之间会有“攀比”的心态,比着谁“更激进”。
  有分析称,有时一些人比较具有煽动性的戏剧性表演,就是为了向组织背后的“老鬼”进行“政治谄媚”。
  就学生会与政界的联系,郭晁霖对《环球时报》说:“学生会本来就是一个面向公众的团体,每当出现不同的社会议题,学生会都会表达自身立场,因此难免会根据当时的议题与其他组织进行合作。至于从个人而言,是否与政界组织有接触,这取决于每个人的选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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